近來一則案例引人深思：廣東省惠東縣原縣委常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黃祝南，以母親患癌癥需買進口藥為由，通過其哥哥向企業(yè)老板索賄16萬美元。案發(fā)后，黃祝南以“行孝”之名為自己辯解，以期輕判?？墒聦嵣?，索賄來的錢卻不是真的為母治病，而是藏于老家暗格中，直至其母病逝，這筆錢也未用于買藥。
以孝之名行貪之實，此案并非首例。姑且不論這些領導干部受賄的錢財是否真的用于行孝，單就受賄行孝來說，既稱不上真正的孝道，更逃脫不了黨紀國法的追責。
《禮記》里講：夫孝者，天下之大經(jīng)也。意思是說，孝是一切德行的起點。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領導干部人倫道德的基石。正因如此，有的地方考察干部時，也把孝道列入了考察內(nèi)容。然而，一些領導干部以敬孝侍親之名，行違紀違法之實，以道德僭越法紀，這樣的孝道只能是顛倒是非、價值錯位。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之于道德，猶如高樓大廈的地基，存之則在，去之則亡。法律為一個人的行為設定了邊界，也為從屬于行為的道德劃定了禁區(qū)。違法即無德。這應該成為普遍的常識和內(nèi)心的戒律。無論多么崇高的動機、多么正當?shù)睦碛?，一旦行為本身觸犯了法律，必將難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孝道是寫在法律上的，更是刻在人心上的。法律不認可的德，就談不上真正的德。即便是法律認可的德，也要看看親人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父母不認同的孝道，讓父母擔驚受怕的孝道，給父母臉上抹黑的孝道，都不是真正的孝。東晉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陶侃，曾在潯陽縣做過主管漁業(yè)的“監(jiān)魚梁”。有一次，下屬從魚品腌制坊拿來一壇糟魚給他食用。陶侃很孝順母親，差人將糟魚捎給母親吃。陶母在得知糟魚的來歷后，不但退回糟魚，更寫信斥責兒子：“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p>
敬孝未必就是為長輩提供豐厚的物質(zhì)財富，清廉反而是更大的孝道。試想，一個人如果因貪入獄、身陷囹圄，不能對父母早晚問候，膝下承歡；雙親生病不能幫著求醫(yī)問診、侍奉湯藥；甚至在親人養(yǎng)老送終時，也只能望空嘆息、涕然淚下，不僅難以盡孝，更是一生中最難以釋懷的遺憾。如果領導干部能夠清廉平安為官，或許能讓老人少些擔憂，安心頤養(yǎng)天年；讓老人多一分榮耀，受尊于鄉(xiāng)鄰；讓老人少一些內(nèi)疚，不至于落下“子不教、父之過”的深深自責和悔恨。
如果說孝道屬于私德，那么廉潔則是公德。私德側(cè)重于個人，可以期待，但不能強求。而公德卻與法律、風俗、習慣相連，必須遵循，不能例外。對領導干部而言，私德必須服從公德，二者都不能逾越法紀的界線。既沒有法紀之外的特權，也沒有法紀之外的孝道。
無論在價值面前如何選擇，遵紀守法都是第一位的價值，反之則為不忠，這既是底線，也是紅線，既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為官成事之道。這就要求黨員干部在義與利面前正確抉擇，在是與非面前明辨對錯，廉潔奉公不貪不占。唯有如此，方能把法紀銘刻心中，把孝道扛在肩上，既不悖于法，也不失之孝，既對得起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也不辜負黨和國家的培育之情，做到忠孝兩全。 （陳峰）
（中國紀檢監(jiān)察雜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