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動員群眾，一般不外乎憑借兩種魅力——真理的魅力和人格的魅力。在許多情況下，人格的魅力尤為重要。倡導一種作風，禁戒一種流弊，號召者身體力行是有無成效的關鍵。叼著香煙，卻大講吸煙的危害，要求別人戒煙，只能引來一場哄堂大笑。這就是說，打鐵人本身應是硬漢子。
生活中經(jīng)常見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一個地區(qū)或一個單位，甲領導當政時，大家基本上都能兢兢業(yè)業(yè)地對待工作，遵紀守法敬業(yè)；而一旦換了乙領導當政時，人還是那些人，紀律制度也都照舊，可是經(jīng)過一段時間后，紀律渙散，人心浮動，單位風氣日下，集體的形象幾乎一落千丈。
這是什么原因呢？唐代宰相楊綰，素以勤儉廉政而聲名遠播。他為官一身正氣，工作也極其嚴謹。原本有諸多不正之風的朝廷，在楊綰做了宰相不久，文武百官大多風氣一變。御史中丞崔寬，家境富有，財大氣粗，在皇城南修建了一幢別墅，池館臺榭，天下一流。可是就在楊綰上任的當天，崔寬便悄悄打發(fā)下人拆除了別墅。中書令郭子儀聽說楊綰拜了相，馬上把專供他享用的樂班子裁員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千深得圣上信賴，每次出行都有百余騎相隨，而楊綰剛一到任，他立馬削減了車騎，只留下十騎擺擺樣子。這叫什么呢？這就叫邪不壓正，正可抑邪。正如孔夫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p>
身教勝于言教。官風正，民風則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边@是明史列傳中的一句話，意思是說，治理國家最根本的辦法，莫過于比民風純正更為重要的了。要想民風純正，莫過于比郡守縣令這些地方官員知道自己應當做什么事情更為重要的了。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要下級做的自己首先做，要下級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這樣的倡導與禁令才是有力量的。焦裕祿、孔繁森等領導者之所以說話有人聽，有令則行，有禁則止，最根本的不在于他們講的道理比別人更深刻，或更打動人，而在于他們嚴以律己，以身作則。語言與說教是必要的，但給人的影響可能如水過地皮濕，效果極其有限，而行動則起到榜樣作用，給人深刻影響。雖說“言美則響美”，但畢竟不如“身長則影長”。所以古人留給后人的訓誡是：“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
有些地方的領導人，每每在號召和倡導一件事情時，不是在自己和“一班人”的身體力行上啟動與發(fā)力，而往往是先在作報告、發(fā)文件和媒體造聲勢上下功夫，有時甚至集中若干秀才，點燈熬油，幾易其稿，直至把秀才們搞得焦頭爛額，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豈不知“言者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有人梳理了部分貪腐分子在臺上時的各種講話，他們何嘗不曾講過若干至理名言，何嘗沒發(fā)表過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說，何嘗沒對各種違紀行為說過狠話。但是,人們不光聽其言，還觀其行，當他們的狐貍尾巴全部暴露出來，他們的偽裝全部被黨組織揭穿以后，人民群眾送給他們一個最恰到好處的評價，那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兩面人”。
晉人傅玄說：“禍莫大于無信。”所謂人格的魅力，主要不表現(xiàn)在一個人的思維或語言上，起決定作用的是行為。沒有實踐，思想終究不可能成熟，更不可能轉化為真理。育人者必先自育，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要辦成一件事情，改變一種現(xiàn)狀，形成一種局面，光靠一張嘴或幾紙空文是無濟于事的?？谀苎裕硐刃?，必取信于民。魯迅先生在給作家蕭軍、蕭紅的一封信中說：空談之類，是談不久，也談不出什么來的，它終必被事實的鏡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高深）